2013年8月24日 星期六

爛論證的誕生




我很少點名批判誰,但我今天看了一條新聞,有點噴火。雖然這個論證不是第一次被提出來,不過因為記者(編輯)幫他們做結了(還歸納的不錯),我就來點名回應這票「鄉民」(真正的那種鄉民)。我要批判的是「反對大埔拆遷案的都不是大埔人」這個爛論證。新聞原文是這樣子的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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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民代批評 反大埔的都不是大埔人

【聯合晚報╱記者張文馨/即時報導】
2013.08.23 01:45 pm

苗栗縣長劉政鴻今天北上立法院舉行記者會,劉政鴻發言時間不長,倒是苗栗民代忿忿不平,竹南鎮代表會主席林樹文表示,他是土生土長的大埔人,也是徵收戶之一,為促進地方發展,他完全依照縣府相關規定,配合拆遷祖厝。林樹文說,在地人完全不曉得何謂「大埔事件」,因為這起土地徵收案是為了繁榮地方,有超過98%900多戶住戶都同意,「如果真的不好,為何有這麼多人贊成?」

竹南鎮大埔里里長鄭文進則說,大埔案在地方是「叫好又叫座」,抗議群眾沒有一個是本地人,也沒有人問過他們的看法,所以他要站出來表達心聲。他說,大埔在辦喜事,沒有一個人反對,那些聲明的人有誰是大埔人?都沒有。我們大埔人忍不住了,900多個同意戶難道都瘋了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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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這些鄉民(代表)講不出那麼簡潔的論證形式,標題的「反對大埔拆遷案的都不是大埔人」卻是他們意見的一個漂亮歸結。但這還是無法解決他們論證很爛的問題。

在這篇文章中,我會分三個層次來探討,先看「為什麼這是個爛論證」,其次是「這個爛論證怎麼來的」,以及「如何避免爛論證」。我將儘量使用最少的專有名詞,以口語化的方式來讓大家理解我的觀點。當然,我批判人,我也歡迎人批判我。


為什麼這是個爛論證?


鄉民論證的基本形式是:這是我們大埔的事,大埔的人多數都贊成,反對的都是外來者。外來者沒有權利來反對我們的事。所以……(外來人閉嘴唄)。

這個論證表面上訴諸某種政治直覺:自治。我們從小就被(國民黨政府教科書?)告知有所謂「地方自治」,地方人自己管理自己,是很天經地義的事,所以大埔人在自己的事務上管好自己,外人也不應該來管我們的事。外人「不懂」我們的價值(他們有訴諸地方人覺得「好」),只有我們知道「對我們來說的好是什麼」。

這個論證訴諸「直覺」,所以乍看成理,不過仔細推敲就會發現其中有很多模糊地帶。首先,「地方自治」其實在觀念與實務上都是很受限的,不信你問文中出現的里長,一個里長到底能夠幹嘛?其實也不能幹嘛。越往上,到鄉鎮市區,到縣,到直轄市,權力會越來越大,但自治體也同樣受或大或小的限制。

我們一村的人不能決定要殺誰就殺誰。能不能處死某甲,在我們台灣當代對於民主政治的想像裡,還是要上到國家整體層級來決定,即便某甲殺了村中一半的人。(某些比較原始或宗教控制的國度則不見得如此,但台灣是台灣,有台灣的情境。)地方自治或許在政治學上有明確的定義,但在這邊顯然被濫用了,或者是在完全搞不清楚概念內容的狀況下被擴充運用,因此這個隱藏的前提是不穩固的。

其次,這個論證訴諸一種隔離的情境,認為我們的事情「應該」我們自己管,外人「不應該」干擾。在台灣社會中,的確,某些社群內部的事情,我們外人不會去干擾,如醫師公會自己選理監事什麼的(假設他們有理監事選舉),我們外人不會去干擾,也認為國家在某種程度上(除非選舉鬧出糾紛)也不應介入。但是這也存在一個前提:這個社群如果需要與外界互動,他們的價值標準就不能讓別人覺得太過誇張。

我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:想像有個南亞的村落,他們的成人有與幼童性交的習俗,比如說男子二十歲的成年禮就是要與十歲的女童性交。雖然這是他們社群內部的事務,不過我想台灣社會(作為外人)的大多數人都會反對這樣的行為,並想要介入且制止,不論實際上是否做得到。為什麼?因為我們可以透過媒體得知這件事,並且覺得「不快」。媒體(以及交通)的存在,讓兩個原本無關的社群接上線,如果我們兩個社群想要持續的互動,那就必須要接受對方的一些標準,否則相處起來就會「非常的不愉快」。隨著接觸機會越多,兩者價值標準就會越接近,不然磨擦就會越激烈:最後可能會動用軍事武力。看看美國與穆斯林,在全球化的世界如何激烈碰撞。

大埔的人需不需要與台灣其他人互動?如果需要,那知識份子,台北人,天龍人的價值標準就應該參考一下。你如果讓天龍人太不爽,你可能會失去中央金援,天龍人可能會抵制那些去大埔設廠的企業,這些企業可能會因此撤資,那原本答應給大埔人的一系列財富與發展的承諾都可能跳票。

那你大埔人要不要參考外地人的意見?這並不是一個選擇的問題,而是個單一發展方向:大埔人根本沒啥選擇,他們需要外地人。他們自己沒辦法搞出一個工業區,自己投資生出公司,以自己的人力資源建構企業組織,然後有自己的通路把貨品跳過台灣行銷全球。他們被綁死在台灣裡面。所以這個「隔離的情境」,也是個錯誤的隱藏前提。

因為這兩個隱藏的前提都是有問題的(當然還有其他的,因為文長關係,懶得講),所以「反對大埔拆遷案的都不是大埔人」這個論證是不健全的,也就是「爛」的。


這個爛論證是怎麼來的?


我們接著要思考的是,這個爛論證怎麼樣誕生。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已經可以發現,「反對大埔拆遷案的都不是大埔人」論證建構在(至少)兩個隱藏前提之上,這兩個隱藏前是因為想要排除「他者」參與政治決定的「權力」,因為這會影響到現有獲利者的「權利」。

也就是說,這些人認為,如果劉政鴻的縣府派被社運份子打垮,四戶拆遷案被推翻,他們的權益就會受損。但這也是種誤認。理論上,要追求利益最大化,就算是同意拆遷戶,這時候也應該站在和縣府敵對的角色上:他們或許可以藉社運份子之力,多要到一些補償金。

比較類似的例子是現在美河市一帶的拆遷戶,他們的土地被徵收蓋捷運之後,有拿到補償了,但之後政府又把那地拿出去標,弄了個美河市,原來的拆遷戶就起來鬧,看能不能多分一點。這件事的道德對錯先不論,但美河市原地居民的想法才是「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選擇」。

站在縣府立場講話,其實所獲得的利益非常有限,甚至完全沒有利益。我認為可能性有三,一是這些鄉民是劉縣長忠誠的支持者,忠誠對他們有很大的價值;其次,這些人是笨蛋,連怎麼算對自己有利都不懂;第三,他們被黑道威脅。三者可能同時成立,或只有一個成立,但不管怎樣,這三個動力因很可能推動了上述爛論證的誕生。

不難發現這些動力因默示了某種悲劇:這些挺劉鄉民可能不是壞人,他們或許根本不知道「自己是什麼人」。


如何避免爛論證?


不管這些鄉民,那我們應該如何避免搞出這樣的爛論證?這是個很大的問題,我的建議卻很簡單:多讀書。沒讀書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(我不是叫你們去讀什麼邏輯的書,市面上的邏輯書,老實說,很多我也看不懂。網路上也有很多談哲學的blog和網站,有些一看就知是邏輯出身的哲學界同行寫的,說真的,一般百姓鐵定看不懂你們寫什麼。)

我所講的讀書,是指如果你要參與公共事務的論爭,或是至少想弄清楚他們在討論什麼,那就應該主動去吸收資訊。你可以有特定立場,但你至少要知道自身立場的優缺點是什麼。各種新聞要看,進而看看知識份子的觀點,再去涉獵相關書籍,最後才是去讀真正的學位。要像我與同好這樣討論問題,則還是需要一定的學術專業訓練了:我講得很白話,很隨性,不代表我是隨便講講。不是活得久就講得過我。

沒有讀書,書讀不多,通常不是當事人本身的錯,可能受到外在環境、家庭經濟條件、個人身體健康,甚至是三者總和的影響,而沒辦法讀到太高的學歷。相對來說,學歷高的人,很可能是因為運氣好,加上足夠的努力。我認識破百個博士,我相信上面的說法有一點點點點統計上的可信度。

雖說現在學歷越來越不值錢,博士品質越來越粗糙,不過高學歷者多數還是經歷過一些基本訓練,而這些訓練是「在外面日常生活中學不到的」。學術研究也是一種專業,像水電工一樣,必須要投入,磨練技術,才能成為高手。你不會活一活,活到八十歲就變成水電工,你頂多只能(因為家中東西太常壞掉)成為某一方面的水電維修高手,但那和真正的水電工仍有一段差距。

學術研究也是一樣,你可以在學院外無師自通某些部份,但要具備完整的學術能力,卻完全沒有經歷過學術訓練過程,是不可思議的。我知道過去時代有不少文史方面的大師幾乎是自學而成,不過他會也參加學術研討會,也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,這代表他也受過某種程度的訓練。有一些理工科研的業界研發部門,也有很高的學研水準,不過現在這些人多半也有碩士學歷。

那學術研究專業到底是種什麼樣的能力?講難聽一點,通常所謂的「具學術研究能力」,多半指「會寫論文」。我常講大學教授和榕樹下泡茶阿伯的主要差別,就是前者會寫論文,後者多半不會,其他功能方面沒差。

講好聽一點,「具學術研究能力」就是擁有「某種學門典範之下的理性推導能力,包括形成問題意識,設定解決方案,建構論證並獲得結論等能力。」簡單來說,一個博士應該擁有在其專業學門中建構健全論證的能力。

我一再強調,這種能力不是活得久就能夠發展出來,這種能力須要經過訓練,和同一學門的高手彼此切磋,並接受共同的知識成果。我很久以前的文章提到,很多人聽到我專長是倫理學,就有點不屑,因為他們以為活得久就會懂倫理學。活的久或許會比較懂「倫理」,但懂「倫理學」,那就不見得要活的久了。

同樣的,大埔的問題,是政治學、倫理學、政治哲學、經濟學與法學等一系列學門的問題,需要一定的知識基礎與能力,你才能建構出有效且健全的論證,有效率的參與公民的公共政策討論。你要往上讀,讀越多,磨練越多,才能推出像樣的論證。我不是說沒讀過書的鄉民就不能有自己的論證,你有言論自由,當然可以講,不過你講出來的東西,人家很快就可以把你打爆,而且你還不知道為什麼爆掉,在那暗自生氣。

很多人批判的廣設大學,在立意之初,其實對此有種熱切的想像:如果我們國家連開車送貨的司機、種西瓜的農夫、綁鋼筋的工人,都受過大學教育,知道怎麼發展知識,怎麼開拓自身的技能,那台灣的國力將能從現有的具體資源擴張到無形的腦力資源,國家發展的可能性將不可限量。雖然這個想像已隨著大學教育的崩潰而變成泡影,但不代表這種熱切的想像是不正確的:它仍然是一個應該追求的目標,只是或許不由大學教育進行。在資訊充裕的當代社會,你可以透過一切媒體來學習知識,當然,也包括了學術知識,以及社會互動中所必須的公民知識。這需要透過個人的努力,持續的努力,不是活得久,每天泡茶聊天就會自動生出來。

再次強調,沒讀書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要求大埔人進學校讀書不太可能,我相信出現在新聞中的地方基層政治人物,都有一定年歲了,不太有時間與能力進學校玩真的。但保持學習的心態很重要。他們有幸碰到大埔事件,這種有大量公共論述的事件,就應該趁機學習,而不是關起門(也關起心門),說這是我家鄉的事,我最懂了,你們都不懂。

這不只是大埔一地的問題,罵陳為廷的那個小吃店老闆娘,批評洪仲丘人品的那些志願役軍士官,都有這種「我最懂」而拒絕學習的傾向。每當有人關上門,只推出很爛的論證,急著想要終結公共政策的論辯時,其實對自己是最不利的:討論仍在持續,而關門者遲早會被時代的巨輪碾過。